留一会儿
傍晚的风从海口那边卷进来，带着潮湿的咸腥。大巴车的窗一开一合，雨沿着玻璃的缝隙渗进来，像一条细细的银丝，抖在我的手背上，我把手缩回袖口里，掌心还有点发凉。过道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抱着一个昏昏欲睡的孩子，孩子的汗通过母亲的衣襟渗出一圈潮印，混着雨味与皮革座椅的陈旧气息，车厢里像一口被雨水熄灭的铁锅，闷热却湿冷。司机嘴里叼着烟，镜子里他额头的油光泛着灯光的黄色，风挡玻璃上电动雨刷“嗒嗒嗒”不停划过，天色一层层垮下来。
车在最后的一个弯上打了个滑，大家齐齐往前一晃，我用手撑住前排座椅背，手指碰到一条深深的划痕，像一条旧河道，粗糙的边缘刮着指腹。弯过去之后，海就出现了。灰黑色，像铺着一层绒面的布，风掀起的一道道纹路在上面移动。每次回到这片海，我都以为它会变，可它把所有的变化藏在一个看似不动的表面底下，像某种固执的沉默。我从包里摸出电话看了一眼，屏幕亮起来，那个叫“邹小姐”的人发来三条信息：明天上午十点看房，客户有诚意，请勿迟到；户型图已发邮箱；如果价格合适建议在台风后尽快签。最后一条附了一个笑脸，笑脸在暴雨中看起来奇怪地明亮，让我有点烦躁。
车进站的时候雨大得像有人从楼顶泼了几桶。站台上的人各自撑开伞，伞与伞之间漏出来的雨把所有人的肩膀都拎出一条水线。我站在雨幕里片刻，看着那条通向村口的狭窄路像一条湿滑的墨线，林边立着的那些木桩上长着苔，像是给它们穿上的古旧鞋。拖着箱子走的时候，轮子在石缝间卡住几次，响着不耐烦的嘶嘶声，我只好提起来，手臂很快就酸了。小店门口的灯泡在雨里暗暗闪着，招牌边缘飘着几条脱了胶的彩旗。小卖部里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被雨打碎，像散落在石板上的玻璃珠，我回头时只看见一双瘦长的手端着碗，把热气推出来。
“回来啦？”周伯从门里探出来，他的草帽上都滴着水珠，帽檐斜着像一个小小的屋檐，“这么大的雨，先进来喝口东西再走。”他把碗塞到我手里，瓷碗冰凉，碗里却是热的，白气一团一团往上浮，一股胡椒与姜末的辛辣钻进鼻腔，我吸了一口，舌尖被烫得发麻，一瞬间眼眶也热了。我并不觉得饿，可这碗热汤的重量把我往某个具体的时间里按下去，像按住一张飘起来的纸。我把箱子脚靠在门边墙，雨所在的那个世界与屋里被灯照住的这个世界，被一道湿漉漉的门框分开，门框上刻着小口子，是我小时候用小刀乱划的，那时我总幻想门框是某个遥远国度的边界，只要往那条刻痕里吹一口气，门会打开另一种景色。
周伯看着我，眼里像有旧光晃了一下，“你妈走后，你就没回来过了。屋子钥匙还好使吧？你姨那会儿说插在你妈围裙里那串，给你留着。你妈…”他顿了一下，像是在等我打断，但我没有。我只问：“山上那片竹子还在吗？”我看向屋外，雨线斜得很，她记忆里的竹叶声音就在耳边，细，密，像下不完的落纸。周伯说：“早被风刮倒一块，长得快，又冒出新笋了。”他笑了一下，露出几颗黄牙，“竹子晓得走哪边，不像人。”
我端着碗，一口一口喝，白气模糊了眼前的柜台，柜台玻璃下压着的那些泛黄票据和彩票像一群困在水里的昆虫，翅膀一动不动。雨势又大了，屋檐下漏出几条水来，积在门前浅浅的坑里，水面上浮着几片榕树叶，叶子边缘被泡得翘起来，像受了惊的小动物的耳朵。我的胃终于热了起来，舌头也不那么麻了。我在掌心搓了搓钥匙，它的表面被手的汗贴得发粘，冰冷当中有一个温度慢慢冒出来。我起身道了谢，周伯把一把黑得发亮的旧伞塞给我，说：“这伞别看破，还顶得住风，拿着。”
从小卖部到家不过五六百米，可我像走了一段很多年都没敢走的路。一路上许多景观陌生又熟悉，像被人悄悄挪动过一些角度。白粉墙被潮气侵蚀成一片片的地图，裂纹像河流一样蜿蜒。有几扇窗户的玻璃上贴了报纸，文字被水印渗得模糊，只留下黑乎乎的一团影子。门口的石阶被苔滑得发亮，我把脚上的泥在门槛上蹭了蹭，钥匙在手心里转了两圈，插入锁孔时有一瞬间卡住了，一用力它才“咔哒”一声转过去，那声音穿过门板像穿过胸口一层薄薄的骨头，我听见自己心里也开了一个小口子。门轻轻一推就摇了两下，一股封存太久的味道扑面而来：潮湿木头的酸，霉的苦，旧被子的甜腻，还有熄了火很久的灶台上一点冷掉的油香。这些味道像不同颜色的线，一起缠住了我的脚踝。
屋里比我想象得要干净些。桌面上没有积尘，一个青花瓷碗扣着，四只脚抵着桌板，像在认真守着什么。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边缘黑了一圈，我站过去，里面那张脸湿得发亮，眼睛因为雨打和热汤有点红。镜子里的人那么近，近得我几乎能看见她眼里反射出来的一点烛火—错觉，屋里明明还不开灯。桌腿旁边的地面上有几道拖把拖过的痕迹，潮气聚在痕迹的边缘，像一层薄薄的盐。我顺着走进里屋，窗台上摆着那盆多年没开花的栀子，绿得发黑的叶子包着中心一颗小小的芽，像一个不知何时会爆开的秘密。
我打开了灯，灯泡“滋”的一声，黄色的光垂下来，暖意并没有立刻爬满房间，而是像被风吹得支离破碎。我把窗开了一个小缝，雨就立刻挤了进来，冷气扑的我打了个喷嚏。我去厨房摸火，煤气罐上的钮拧得紧紧的，手一用力才松，火花“啪”一跳不上来，我又试了两次，终于冒出一团羞答答的蓝火，锅底的黑从火舌里被狠狠舔了一下，散开一个像烟花一样的圆。我把水烧上，盯着水在锅里形成第一圈小泡，小泡沿着锅边连成线，吸着来自火的热，慢慢往中心聚，水声与窗外雨声叠在一起，世界变成一口被激烈呼吸的壶。
水开了，我往杯子里放了一点茶，茶叶浮着，像几只小舟。我站在门边喝，喉咙里滑过温暖的软。那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邹小姐。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很亮，带着一种职业的笑：“您到家了吗？明天的客户我们就约在十点，您看行不？”我看着屋角那张老藤椅上的毛毯，毛毯边缘折起来，露出一小块磨得发白的线缆；外面的雨打在檐角，像一只急切的手敲门。我说：“行。”我的声音听上去这么平，连我自己都被它惊了一下。她又说了一些市场行情和近期政策，词汇快且圆滑，我没有怎么听，挂了时才发现我的手心又湿了。
风突然从后窗那边钻进来，房门被一股力暗暗推了一下，“吱呀”地挪动半寸。我回头去关，手按到门的时候，掌心有一阵冰凉从木纹里往上窜，像一条细细的蛇。我把门关紧，栓上木闩。屋里瞬间安静了。雨的声音被厚实的墙挡在外面，只剩屋内物件自己的轻微响动，钟表的秒针“嗒嗒嗒”走着，盆里水滴从某处积到边缘再掉下，发出一种很小的、像指尖弹珠的声音。这样安静里，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呼吸隔着喉咙的温暖，像一条往返的路。
我走进里间，在床沿坐下。床板发出一点轻响，像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我仰面躺下，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是在那里，从窗角斜到灯座，像一条断掉的路。小时候我用粉笔沿着裂缝画过一条黄色的线，说是天河。那时母亲从门口看了我一眼，笑着摇头，拿着镰刀的手心里全是水泡。她说：“画到哪儿是河都要流的，没事，流远了能回来。”我不知道她的意思，只记得她笑着说话的样子，眼角的细纹像被风轻轻撩起的小麦芒。记忆像雨一样无孔不入，我闭上眼，眼皮内侧浮着黄色的灯光，像某种暖和的薄纸包着我。可是也正是这暖和，让我看见了很多压低了声音的旧事，它们在烛火一样的亮度里，一根根冒出来，带着可怕的清晰。
我记得父亲离开那天，天格外晴。晴得像把屋里所有的灰都照出来。他把布袋背上，袋口翻着，两片灰蓝色的布像鱼的嘴，我在廊下的石条上蹲着把玩一只瓷钮扣。母亲不说话，只往他袋里塞东西：晒干的肉，破羊毛衫，缝了又缝的袜子。父亲低头，有一个瞬间像是想要说什么，但是他咳了一声，把话咽了回去，背过身时肩胛骨下的衣料被拉出两层，一层贴着他瘦下去的背，一层被风撑着。我跟出去一步，鞋子在石地上“咯”的一声，仿佛提醒了谁，我的脚被母亲手掌按住了。她说：“站这儿。”声音硬，像门闩，不容商量。等门再打开时，风跟着闯了进来，吹翻了锅盖。天还是那么晴。我伸手按住锅盖，盖上接触锅沿的那一圈温度烫得我“嘶”了一下。我那时以为只要记住这个温度，就能记住所有事情里的重。后来我发现温度会散，只是那些散掉了的余温还留在某些触碰里，比如今天屋门的木纹，比如桌子的这一身旧漆，比什么都清楚。
风越来越大了，窗框之间被雨一阵阵拍打，屋檐上挤出一条条水箭，往地上打，溅得四处乱花。电灯突然忽明忽暗了一下，我本能地坐起来去找手电和蜡烛。抽屉拉开的一刹那，一股粉尘被拉起来，落在我手上，像某种非常轻的粉末的雪。我摸到一盒火柴，它的盒角被磨得圆滑，内部传出的木柴的气味很清，我把蜡烛插在茶杯里，用火点上，黄色的火苗缩着，不太稳，像一个在风口探着身子的孩子。电终于黑了下来，一切瞬间沉进一种原始的安宁里。烛光发出浅浅的啧啧声，有一种我小时候夜里在门口数脚步的感觉，感觉自己是全世界剩下的那一点亮。
我拿着蜡烛去看屋角的那只旧柜子。柜门上贴着一张老年时的春联，红得很浅了，字迹因为潮被抹成一团，我认得出“安”的一横一竖。钥匙还挂在钥匙孔上，铁的，把手是一个小小的花形。我一拧，柜门松开，里面的木头味扑出来，那味道一瞬间把我拉回到很多年前的某个午后，母亲在柜子里找一件衣服，她一边掏，一边说：“叠好的不要乱翻，但总有翻的必要。”她说话时的一点笑让我想起她的牙齿，细细的，不白，但是整齐。柜里有些我知道该有的东西：棉被，床单，旧衣，一条云子围巾。还有一些我没想到会有却并不奇怪的东西：一个破了沿的搪瓷碗，一把断了齿的梳子，一只铁皮盒。
铁盒不重，我用指甲沿着盖和盒的缝轻轻敲了几下，铁的声音在小屋里空空地回。我拎着它回到桌上，蜡烛的风把影子送到墙上，影子比本体更显得沉。我把盒子打开，一股淡淡的、像压了很久的植物干的清香溢出来，夹杂着纸的酸味。里面是几封信和一个小布包。信的纸边起了毛，字是母亲的，细而瘦，笔画里有决断的硬，我一眼就认出来。布包里封着几小片银首饰：一个月牙形的耳坠，一枚扁扁的指环，一片断裂的银片，像某种夭折的羽毛，边缘锋利。我把信抽出来，手指甲把纸的边缘嵌出一个印子。开头写的是我的名字，名字的每一笔都走得彻底，没有回笔的迟疑。第一句是：等你什么时候累了，就回来看一看。
烛光移动着，字在光里起伏，像落在水上的黑色鱼。她写她最近做的事：早起去岸边洗网，回来整理渔具，秋天的时候加固屋顶，冬日生火的时候把碳灰收好给菜地做肥。她写周伯来修门，拿着一袋子地瓜，她问我多吃不多吃，她说：“我没法知道你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门往哪边开。”她还写到了我父亲，她说：“他走的时候，我没拦，拦不住也不算数。要记住，他走的是他那条路，不是你的。你走你的。”字里没有抱怨，甚至没有一个动词里有怨的味道，它们像多年来她做过的那些事情一样朴素，但每一个字都像用力钉进了木头。我看着看着，眼前有一层薄薄的水，我眨了眨，水停留在眼眶边不肯下来。我又看下一封，写着：“如果你要卖房，先把柴房那块漏重新钉，别让以后住的人受这个罪。屋总还是屋，抱得住人。”最后一封贴着一小片压扁的桂花，花瓣因为年代变得近乎透明，像一枚小小的琥珀里封着一段空气。那封信里她写得最多的是“值”这个字，她写“所有东西有没有值，是人心里的秤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不一定值钱，但它值。”
我把信放回盒子里，闭上眼，眼皮内部一阵缓慢地脉动。我拧灭了蜡烛想让屋里更黑一点，心里的东西更清晰一点。可是刚刚的火光还在每一处物件上留下了一点点滞留的亮，它们不那么容易退。风在这一刻更大了，屋顶上的瓦片和木梁互相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脆响，我突然想起柴房那块漏。她在信里写了它，我却不记得它的样子。我拿起手电，找到一件旧雨衣，推开后门。一股湿冷把我从头浇到脚，手电的光束穿过雨，像一条细细的白绳，把黑夜里一些形状暂时绑起来：墙角的一堆竹竿，桶里一半的水，一把倒扣的铁锹，柴房的门半掩着，门板上插着一片瓷片做的门栓，瓷片来自某个打碎的碗，我记得那是父亲离开前不久打碎的，母亲一声没吭把它捡起来，说还可以用。它果然用了很久。
柴房很低，门顶还挂着两串晒干的海带，海带在风里发出“啪啦啪啦”的轻响，像掌心拍着掌心。我用肩膀顶开门，手电光照见屋角那块的确有一个洞，黑得像一只眼。雨点从那里钻进来，一滴一滴砸在地上的某个铁桶里，发出清脆而不耐烦的声音，像有人在敲一个小小的钟。我抬头看那洞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一块，像一块被牙齿咬过的月亮。我拖过来几块木板，踩着凳子，手打颤。木板的边缘粗糙，我用钉子钉，钉子一开始不听话，歪着身子钻，让我拇指挨了一下，当场出了一点血。我把手指含在嘴里，血温热，像某种厚重的汤。我再次举起锤子，这次钉子顺了许多，木板贴紧了，被雨水浇得发亮。我并没有钉得很好，但风进来的路被阻了一点，就像胸口的一个洞被人轻轻按住了一瞬。我低头，在桶边看见了一双旧雨鞋，鞋里灌满雨水，鞋边有线头翘起，像鱼须。我不知从哪里蓦地生出一种想笑的冲动，笑自己明明打定主意要卖房，第二个夜里就开始修它。我对自己说，这不过是把临时的漏补上，不值得赋予任何深意。但我的手还是顺着木纹抚了一下，像安抚一匹一直等待的动物。
回屋时我全身都湿透了，雨衣里积满了水，我站在门口把雨衣脱下时，水沿着衣摆倾泻下去，在地上盛出一个小湖。我把灯打开，灯竟然恢复了，哼了一声像谁在暗暗回答什么。钟走在我的耳边。我觉得此刻我像某个人生的边界往前伸了一步，那步很小，可能不值一提。但我告诉自己，边界都是一点一点探出去的。夜里我没有盖厚被，只披了毯子，肩头还带着湿气，像某种顽固的阴。我把手伸到枕头下，摸到了一个硬硬的小包，拿出来一看，是几枚小花扣，花瓣缀着银丝，已经部分发黑。我记起那些扣子原本在母亲的青衫上，逢年过节她才穿，我小时候总伸手去摸，她就在我手背上轻轻打一下，说：“别动，易断。”我把扣子捏在掌心，像握住了一点旧时间的脆弱。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在半睡半醒里先听见了海的声音，那声音平缓，像有人在远处反复擦拭玻璃。屋里有一股洗净之后的凉，空气轻，绿植叶子的毛孔都打开，窗外阳台上水珠沿着栏杆边缘滚下，滴在地上。我把窗户一扇一扇打开，风带着晒过盐的味道涌进来，把窗帘吹成两页书。天花板的大裂缝在阳光里不那么可怕了，像一道小小的河床被雨水洗净，露出底下的朴素。我去院子里看，榕树低处的叶子被风撕了不少，地上到处是绿色的残骸，像一地碎钞票。我拿起耙子慢慢把它们拣起来放到一边，青色的汁被我的指尖染了，它的味道澄澈，里头有一点苦，像刚割开的青草。我在角落里翻到一个小小的鸟巢，它被风吹下来了，紧密的草茎编织得像一只精巧的碗，中间空空的。我把它举起靠近鼻子，一股柔软的味道从里头浮上来，像什么都没有，又像什么都在。
邻居的鸡跑到院子里来了，咯咯地叫，羽毛上的水珠还挂着，像一颗颗小玻璃珠。周伯从栅栏那边探头过来，笑着说：“昨晚风大吧？你看你这屋顶，没被掀就好。”他手里拎着两个红薯，一只手背上的血管突起，像老树的根。“你妈以前也是，台风一来就往柴房跑，我看你也不差。”他把红薯递给我，“新刨的，甜。”我接过，他又看了我一眼，“今天那啥房的人要来看？要不我在院子里晃一晃，显得热闹。”我笑了笑：“行。”他点了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你妈当年说，不管这屋谁住，檐角下的那块地别种樟树，根大，顶起地面缝。你看，这些小道理她记了几十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看淡的和煦。
我把红薯放进锅里煮。水开之后，红薯的皮边卷起来，露出里面的黄，香气一层层往上推，像一段温柔的旧歌慢慢被打开。时间在厨房里变得简单，像一张干净的纸。我想起那些年在城市里拼命的样子：凌晨两点的路灯打在办公楼玻璃上，像许多没有结束的句号；连续的会议，邮件上的“紧急”，微信里的“在吗”；手里提着一袋又一袋外卖，回到出租屋一开门扑来的闷热。那时候每次想起这间老屋，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卖了吧，卖了就轻了。今天早上这锅红薯在火上咕嘟咕嘟，香气像不说话的老人坐在屋里一角，用气味告诉你许多不必说的事。我舀出一个，烫得手心疼，吹到不那么烫了咬一口，甜就像雨后的阳光突然落下来，落在舌头上，轻轻地、又断断续续地照。
十点不到，邹小姐就到了。她穿得利落，踩着一双细跟鞋，鞋跟在石板路上敲出一串干脆的响，像打点人心的手。她一进门就脱鞋换拖，动作熟练。她笑着和我握手，手心干爽，“昨晚没吓到您吧？台风过后看房其实最好，房子的筋骨一试就为真。”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掏出文件夹与纸，眼角余光在屋里迅速扫过，像一只敏捷的鸟在林子里穿。她的客户随后到，那是一对年轻人，男的戴黑框，女的穿白裙，脚踝细，手上的指环闪了一下。他们进门的瞬间把身上的城市气味带了进来，香水很轻，鞋油的味道和雨后的土味在空气里碰了一下，没打架，只是各自退让半步。我看着他们的目光在墙、窗、地板上游移，于是我另开了两扇窗，让风流动得更自由一点。
我们沿着屋子走，到了厨房，女孩子摸了一下台面，点头说：“干净。”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温和的满足，我听了反而紧了一下。到了院子，男孩子蹲下去看排水口，说：“这排水做得不错。”我下意识地说：“是我妈钩过的，缝过几层碳灰封泥。”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像在打广告，但那并非故作。我突然在这对陌生人面前产生了一种想让他们知道屋子的历史的冲动，仿佛这些细节能让他们对这屋不只是价格意义上的认可。我们转到后院时，邹小姐用眼神阻止了我，她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嘴里已经开始沿着某种情感边界往外扩，她笑着说：“您看，这个院子朝南，冬天阳光很好。”她的话把空气又拉回到市场的层面。我大概也应该如此，我对自己说。
看房结束时他们在庭院里站了一会儿，女孩子对男孩子笑笑，很轻地说：“不买也想在这里吹会儿风。”男孩子往后退半步让风能多吹到她一些。邹小姐走到我身边，低声说：“他们还要看两家。如果您价格再谈谈，我们可能很快拍板。”她举起手虚虚切了一下空气，像要把事情切成两份。我看着院子边的一株薄荷，它的叶子被昨晚的风折断几枝，折口处白白的汁液露出来，像一个不肯收口的伤。我说：“我考虑一下。”她点头，但明显失望了一点。客户走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屋檐，眼神里像装了浅浅的一汪水。我站在门口，将他们送出后把门合上，木门贴着门框的“噗”让我的胸口非常具体地落了一下。
午后有一阵太阳比早上更烈。我把母亲留下的被褥拿到院子里去晒，棉花内部被热吸引向外膨胀，味道一丝一丝往外跑，是一种干净的旧暖的味。风把被子吹得鼓鼓的，像一艘船。老猫从角落跑出来在被褥影子里躺下，它身上的毛在阳光里发出金属一样的光。我拿起扫帚，把屋里最细小的灰也扫起，扫到门口时我看见门板下压着一枚小小的飞蛾，它的翅像两片黄纸，微微颤。我用指尖轻轻将它挪到窗台外，它拍了两下翅膀，飞起，飞起来的那一瞬间很慢，像有人用手捧着它的后背往上托。
下午的风慢了下来，阳光也不再炙。我煮了一小锅面，切一根黄瓜，放一勺酱，坐在门槛上吃，汗从颈后缓缓下来，粘过我的后背，痒得像有一只小虫在衣服里爬。我看到院门外有影子晃，是周伯，手里提着一个粽子，粗糙的叶子包着某种熟悉的香。他说是他老伴蒸的，多做了，给我一个。我接过，剥开一点，热气与糯米的香味立刻往上蹿，里头是咸蛋黄和腊肉，黄的金，肉的红，油光在糯米上铺开。我咬了一口，它的咸鲜在口腔里漫开，带着一种节日的深刻。我很久没有在一种不急促的时间里吃东西，像这样坐着，一步也不赶。我抬眼看周伯，他的眼角纹深，却不尖锐。他说：“你妈在的时候，做粽子喜欢包南瓜丝，说甜，你不爱吃，老在桌子底下偷偷塞给猫。”他笑起来，笑声里潮潮的。我也笑了，竟笑出一点心疼。
天色又慢慢有点暗下来的时候，手机再次亮。邹小姐发来消息：客户预算充足，愿意加价五万，希望今晚得到明确答复，晚了他们看其他。她最后加了一个握拳的表情，像是打气，又像是轻轻威胁。我走到窗前，窗外的海已经在晚霞里变得淡，像一块很薄的银。我把手机摁灭，又摁亮，再摁灭。我在桌边坐下，拉近那只铁盒。盒盖开合时发出的声音像一种提醒，不尖锐，拉长，像丝线在空中拽，轻微却有韧。我把母亲的信再拿了一封，随意的一封，展开，里面有一段只有十几个字：“把你别上了的那些东西拿下来，别太别扭。”我不知道她写这话时是在说衣服、头发，还是我整个人生。她用词总是宽泛，又精确，像她的手，有细节，有方向。
我拨了邹小姐的电话。她接得很快：“喂？”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等待已久的准备。我说：“我…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她沉默了两秒，这两秒里我听见她那边有风吹过纸张的声音，像一页将要翻过去却被手按住。“当然可以，”她调整了一下语气，“只是市场上这些机会都很快，您也知道。要不我给您到明天中午？”我说：“好。”她又补了一句：“也是给您时间想想。”她把责任轻轻推给时间，像是在把一个滚烫的东西放回炉子。挂了电话，我觉得自己的肩轻了一点，又重了一点。我知道拖延不是办法，但有些决定不是在某个时间点被敲下的，它需要在某种空气里吸足了水分，能积起来自然就积，不够就散。
夜下得快。我想着去海边走走。走到坡道口，海风以一种一年四季都不会变的方式拥上来，冷冷地，均匀地，像在对每个人做相同的问候。海滩上有几滩昨夜被风掀起的泡沫，粘在石头上，像微缩的雪。海里有光，光剪成碎片在波上跳，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海边洗衣，她把衣服摔在石头上，水滴四散，像一群小鱼跳。她抬头看我，喊：“你别往里走，水看起来平，是会变的。”她那种说话不急的方式总让人觉得她说的不是一句命令，而是某种真理。我如今站在这里，脚下的沙石滑，海沿着一个看不见的线往上又退回，它在拉扯很多东西，包括我的决定。我蹲下，手插进沙里，沙的湿度从指缝里挤出来。那种微微刺痛的细，像被许多并不锋利的小刀轻轻触碰。
回到家时天全黑了。我把所有的窗都关严，又留一扇窗开了一个小角，给夜里一点进来的路。躺在床上，我想起一个小小的场景。那是我上中学的某一个冬天，夜里风很大，我半夜发烧，母亲坐起来给我敷毛巾，她的手背一遍遍抚过我的额头，她说：“好像有火。”她后来给我端水，我不肯喝，她就自己先喝一口，然后把杯子送到我嘴边，水从她嘴里往我嘴里倒，温度刚刚好。我后来很长时间没能理解那种准确，她怎么知道刚好？这些小事像海边的碎贝壳，散了一地，有的被埋了，有的就躺在阳光里，随便你拾。你拾起来，口袋里就多了一样重量。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这屋很大，大到必须走很久才能从厨房走到门口。门口挂着风铃，风铃声不高，透明的。母亲在一张长长的桌子那头坐着，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手背里有老茧。我也伸手，一碰到她手，风铃就不响了，世界里那一切轻微的声音都停了一下。她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浅浅的笑，没有责备，也没有鼓励。她的那种看像某种柔软的帆，给你一点风，但不替你决定方向。我醒来的时候还记得这种目光。我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笑，只是有一种被点名的感觉，像老师叫到了你的名字，你本来在神游，现在需要站起来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穿了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把头发扎起来，拿一面破布裹住手，去屋顶看那些昨夜钉的板。阳光在凌晨七点半的角度下狠，直直地扎在瓦片上，瓦片被烤得有一点烫。我想起城市里那种玻璃幕墙反射的光，它们和这里的光不同，这里的光具匠心，不被打碎。我把可能还有松动的地方再敲了敲。下来的时候，脚滑了一下，我本能地攥住檐角上的一根铁钩，铁钩内侧有锈，锈的粉洒在我的手上，红与棕的残渣像靠近血的颜色。这钩子是母亲当年用来晾网的。晾网的时候，很多细节会变得很慢，她把每一条网绺梳开，小心翼翼，像梳一个孩子的头发。她说：“不梳开，鱼会记恨。”我那时候笑她，说鱼会记恨什么？她说：“你不知道的东西多着呢。”
我回屋，拿出手机，给邹小姐发了信息：抱歉，我想暂缓出售。消息发出去，仿佛把一个沉甸甸的物件从怀里拿下来。又像把一个同样沉甸甸的东西从地上抱起来。我无法明确判断哪一个更贴近事实。我等了一会儿，她没有回。我放下手机，去厨房烧了水，把米淘了，想煮一锅粥。水泡米的时候有一个很轻的“噗嗤”，那声音让我觉得日子不会只在“买”和“卖”间跳。粥煮起来的时候，白气往屋梁上爬，梁上那只一直不动的小蜥蜴终于挪了一下，它的身躯如同一根细绳，一挪，尘上落下一个影子。
半小时后，手机震动：您确定了吗？现在暂缓不等于不卖，只是时间问题。很快又一条：我尊重您的决定，但建议尽快做规划。最后一条：若您需要任何帮助，我都在。我看着最后那句，心里一阵松。不是因为她的职业话让我安，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都在某种程序里尽责，各自提醒对方留意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回。手里拿着勺，搅动粥，粥沉下去又起来。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具体，有边界，这让我安心。
午后我搬出母亲的小缝纫机，机身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金属的一点亮，它被放在窗边，阳光移过去时从它的角上反出一丝光，就像它身体里有某种仍在呼吸的薄弱的火。我拿出那块母亲当年没缝完的深蓝布，图案是很细的白米粒点，素净，像小雪。她在上面画了线，线起点细且直，结束时收了一下，但没有结。针线从布里穿过去又穿出来，留下小小的洞。我的手出去的多年里没有再做过这种事，握针的姿势一开始很生很笨，像一个不熟悉语言的人。但很快肌肉记忆打开，指腹和指尖被唤醒，手回到了那个位置上。针刺到指肚时出了一点血，我把手放嘴里，舌尖尝到一丝铁的味。血总是有同样的味道，提醒你你是肉做的，有温度、会痛、会好。
我缝了一个下午，窗外的光从炽烈变得柔，我把缝完的那小块布盖在椅背上，布的边缘皱，像一片轻微起伏的海。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稳。我知道这稳可能是暂时的，明天当我走入城市再次面对那一切快速与密集时，这稳会被风一吹就散。但即便如此，它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像今晚的风，会从南面吹来，吹动院里的叶子，吹动挂在檐下那条白色的毛巾，吹动我的发尾。我在黄昏里坐着，听见远处有孩子笑，有狗叫，有锅盖被掀开的“咣”一声。我想起母亲信里写的：“门往哪边开我知道。”我想她的意思也许是：门有门的逻辑，你有你的。不相矛盾。
晚饭我煎了两只小鱼，鱼从锅里出来时微微弯着身，像一条还要再游一下的鱼。我在碟子里放了几颗蒜，撒一点盐。屋里开始有那种在很多年里反复来的味，我忽然觉得这屋像一口容器，我们每个人把不同的东西放进来，味道混合，又彼此区别。我给桌子另一边也放了一个碗，把筷子摆好，就像有人会坐下来。我没有觉得自己在某种仪式里，我只是觉得桌子这一端比另一端更孤单。我坐下，夹一口鱼，刺很细，我小心地把刺挑出来，堆成一小堆。风从窗缝里过，把它们吹乱一点，乱得很好看。
夜深一点之后，我又翻出了那面镜子。镜子里我的脸因灯光有一种柔软的朦胧，额头的那道浅浅的纹显出来。镜子的边缘黑色扩大了一点，像一个慢性地吃掉周边的影子。我对着镜子慢慢咧嘴笑，又慢慢收起来。笑的时候眼睛里有水波纹，收起的时候水波纹在里头继续，我看着像在我身体里跑的那条看不见的河。母亲曾经说过：“人的心里多半有一条河。你不要阻止它，你要听它。”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完全懂。但我知道我选了一个晚上让河往它自己选择的方向流。我坐到床边，背靠墙，墙身很凉，凉从肩胛骨那儿进入骨头，进入血，血带着这凉在身体里小心谨慎地走。我把手搁在肚子上，感觉到呼吸抬起又放下。我轻声对自己说：“留一会儿。”只是“留一会儿”，不是“永远”。那样的词太重，压坏东西。留一会儿就够了，够我一个晚上把一些散落的东西拣起来，够我一个早上把一些缝续上，够我一个午后把粥用小火慢慢煮开。
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穿过碎石，沙沙地响。远处的海此刻像一条很长的布，在夜里被人悄悄收拾。天上没有月，只有几颗零零散散的星，它们把各自微弱的小光放下，像每一封信上每一个细小的字。那些字贴着纸，贴着我的手，贴着这一屋子的水气和余温。我知道，明天或者后天，我还是要回城。我还会在地铁里被人群挤得失去方向感，我还会在电梯间里看见自己被镜子碎成七八块，我还会在会议室里打出一些看起来准确的句子。但我也知道，我在这里留了一个小小的角，角里有一枚黑了的银扣，有一块补上的屋顶，有几封信。它们在，像几颗石头，沉在我心里的某条河底。我站起来，拉熄了灯，屋里一下黑透。黑透里，我摸索着走到床边，在黑暗里躺下。窗外风走过树，树像一个疲惫的人翻了个身。我闭上眼，夜里那些声音就趴在我耳边，安静地，反复地，像一个不急着讲完的故事。